来源：中国军网（zgjw_81）
作者：段江山 熊华明
父亲杨会禄牺牲时，杨欣才4岁。
那一天，是1982年12月16日。杨欣被人从幼儿园接回家。她看到母亲在哭，8岁的姐姐也在哭，屋子里挤满了人。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这是杨欣对父亲牺牲仅有的记忆。就在那一天，空军第二试飞大队试飞员杨会禄驾驶的直-9试验机坠毁，机组3人无一生还。
杨欣的母亲回忆说：“二闺女当时还太小，什么都不懂。家里人多，她就钻到我怀里，左看看右看看。有人给零食她就吃，有阿姨说要抱她出去玩，她就张开双手要抱……”
从那一天之后，父亲从杨欣的生活中消失了。年幼的杨欣当时并未意识到，父亲的离去将会给她的人生带来怎样的影响。直到很多年后，她才渐渐理解父亲“牺牲”的真正含义。
照片中的那个人
——在往后的岁月中，她只能从泛黄的照片中，从他人的描述里，去搜集关于父亲形象的残片。这个艰难的“拼图”过程，就像是重新认识一个陌生人。
1982年，空军第二试飞大队试飞员杨会禄与他即将试飞的直-9武装直升机试验机合影。不久之后，他在一次试飞任务中牺牲。（图片由杨欣提供）
“很多人问我，你记得你父亲生前的样子吗？说实话，我真不记得了。”杨欣摆摆手，又摇摇头，眼睛从黑框眼镜后面抬起来：“我对父亲的记忆，还没有对那盒巧克力印象深。”
在空军航空博物馆，记者见到杨欣。如今，她是航博信息资料室工程师，齐耳短发，一米七多的高个儿，身型显得有些单薄。
牺牲前一年，杨会禄被选派法国参加飞行培训。回国时，他特意给女儿们带了法国巧克力。
至今，杨欣依然清晰地记得，巧克力是盛在蓝色圆铁盒里，母亲还规定每天只能吃一颗。印象中，那一盒巧克力吃了很久。之后，那个巧克力盒被她作为储物盒，珍藏多年。
杨欣说，在那之后，她就再也没有吃过那么好吃的巧克力。但奇怪的是，她能想起关于巧克力的诸多细节，唯独想不起送巧克力的父亲生前的样子。
那场飞行事故，使杨欣失去了认识父亲的机会。父亲的形象从此变得支离破碎。在往后的岁月中，她只能从泛黄的照片中，从他人的描述里，去搜集关于父亲形象的残片。这个艰难的“拼图”过程，就像是重新认识一个陌生人。
追悼会后，父亲的遗像被挂在家里。刚开始，母亲就像教咿呀学语的婴儿，一遍又一遍地提醒杨欣：“照片上的人是爸爸，爸爸是开飞机的，爸爸是英雄。”伴随着自己的成长，父亲的样貌透过这张遗像，一点一滴地刻进杨欣的心底。
父亲虽然离去，但杨欣依旧能感觉到他的存在。“家里很多东西都是我父亲生前亲手做的，包括2个笔筒、两盏台灯……他甚至还做过一副麻将。”这些精致的手工物件勾起了小女孩对父亲最初的崇拜，也成为杨欣了解父亲的窗口。
关于父亲的生前事，杨欣总是百听不厌。她最爱追问母亲：“我爸爸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小时候逢年过节，一大家子人到姥姥家聚餐。吃罢饭，你舅舅和姨夫都在桌上高谈阔论，你爸爸就安静地坐到床边抽烟，看着你们姐俩在床上打闹。”母亲描述的这个画面最让杨欣着迷，因为她感受到父亲的沉静和慈爱。
杨欣的母亲还喜欢用丈夫生前的事激励杨欣姐俩好好学习。
“你们知道当年为什么是爸爸被选中去法国学习吗？因为他的飞行技术最优秀。”母亲每次说这句话都满脸自豪，“在法国，语言不通，遇到困难，几乎全靠他自己去看、去琢磨。你们想想，那得克服多大的困难？”
渐渐地，在杨欣心中，父亲不再是一张单薄的遗像。
高考时，杨欣为了追寻父亲的足迹，坚持报考军校。由于母亲对飞行有心理阴影，她给女儿提供的军校备选项里没有一所是空军院校。1996年，杨欣被解放军电子技术学院录取。
入学第二年正赶上香港回归，学员队集体看电视直播。当看到12架武装直升机飞临香港上空的那一刻，她感觉整个胸腔都被自豪填满。她把腰板挺得直直的，兴奋得满脸发烫。
她觉得，如果父亲还活着，肯定也会在电视画面中的某一架直升机上。
割不断的依恋
——小时候没有理解的感情、没有流过的泪水都集中在这个时候爆发。直到地上只剩下一堆灰烬，她依然抱着膝盖说了很久、哭了很久。
博士毕业后，杨欣留校任教。期间，她结了婚，又经历了婚姻破裂。遭遇如此重大的挫折，这令她如堕冰窟。
那一年除夕夜，杨欣独自提着纸钱，来到离家最近的十字路口。就像小时候一样，她用粉笔在地上画个圈，点燃了手中的纸钱。
此时，正是千家万户吃年夜饭的时间，路上一个行人都没有。蹲在街角的寒风里，对着燃烧的纸钱，杨欣说起妈妈，聊起姐姐。当说到自己离婚的时候，眼泪止不住地流了下来：“爸爸，你为什么不在我的身边啊？！”
在极度的无助和伤心中，杨欣是那么渴望来自父亲的抚慰。小时候没有理解的感情、没有流过的泪水都集中在这个时候爆发。直到地上只剩下一堆灰烬，她依然抱着膝盖说了很久、哭了很久。
“记得上小学三年级，一天下午的放学路上，同学的弟弟欺负我，一边打我，一边说‘你没有爸爸’。当时我一路哭着跑回了家。”回忆起这件事，泪水在杨欣眼眶里打转，“我时常想，如果父亲活着，或许我不会那么脆弱，而会变得更加自信和开朗。”
2010年上半年，杨欣听在北京工作的同学说，空军在中国航空博物馆新建成了一座英烈墙，上面有她父亲杨会禄的名字。这个消息就像电流击中了杨欣，她突然有种“父亲就安息在那里”的感觉。
那一年国庆长假，杨欣从学校出发，母亲从哈尔滨出发，母女俩在北京会合。他们赶到英烈墙前，在密密麻麻的名字中间，焦急地寻找“杨会禄”3个字。
“在那在那！爸爸在那！”杨欣最先发现了父亲的名字，拽着母亲的胳膊，高兴得像个孩子。
杨欣的母亲已满头白发。当她看到墙上那再熟悉不过的3个字时，多年的种种心酸涌上心头。她抹着眼泪：“老杨，国家没有忘记你们！空军没有忘记你们啊！你就安息吧，我也放心了。”
那一刻，杨欣突然感觉全家团聚了。虽然姐姐杨柳因为工作忙未能成行，但她第一次感到，终于“找到”父亲了。
也就在那一刻，她萌生了加入空军的想法。起初，包括母亲在内的很多人都不支持，认为她离开自己钻研多年的专业可惜。但杨欣只有一句话：“我父亲在那里，我想守在我父亲的身边。”
2012年，杨欣如愿调入空军航空博物馆工作。穿上空军制服后，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来到英烈墙前向父亲报告：“爸爸，现在咱俩就是战友啦！”
2012年，空军航空博物馆信息资料室工程师杨欣第一次穿上空军制服，激动地与馆内的直-9武装直升机合影。经过整整30年的苦苦追寻，她终于与父亲的英灵在这里相聚。（图片由杨欣提供）
调入空军航空博物馆，令杨欣焕发了全新的动力。她说：“那种感觉很奇妙。一想到父亲的名字就在离办公室仅几百米的英烈墙上，就感觉自己是和爸爸在一起工作，干劲就特别足。”
每天晚饭后，杨欣在航空博物馆内散步，总是不自觉地就走到英烈墙前。她在父亲的名字下方久久停留，有时候站在那想想心事，有时候小声地向父亲说说悄悄话：“爸爸，今天女儿受表扬啦”“爸爸，单位安排我参加珠海航展，女儿厉害吧”……
有一年清明节，杨欣突发奇想，用小刀在苹果上刻上“爸爸”两个字，一路小跑来到英烈墙前，将苹果放在石碑的基座上，认真地说：“爸爸，给你吃苹果。”
“是不是特别傻？”说到这，杨欣突然抬手遮住嘴，开心地笑了起来。随即，她又认真地说：“我当时也觉得自己特别傻。但那种感觉你可能无法理解，转了那么大一圈，我终于和父亲离得那么近。突然感觉自己变成了小女孩，对父亲特别依赖。”
杨欣顿了一下，尽力控制不让眼泪掉下来，然后一字一顿地说：“我真的很想我父亲。”
生命终能承受其重
——如今，杨欣与父亲阴阳相隔，有些事情永远无法了解。越是试图走进父亲的世界，她越感到，自己只能走近，却永远无法抵达。
时间久了，杨欣渐渐发现，英烈墙上的名字还在逐年增加。
看着那些名字上血红的新油漆，杨欣被深深震撼了，酝酿心间多年的那个问号清晰地浮现在眼前：英烈墙上已经有那么多名字了，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甘愿冒着生命危险飞翔在蓝天上？
这个问题其实也是杨欣一直想问父亲的。
她曾多次问过母亲：“试飞员的工作那么危险，你为什么还要嫁给我爸？”
这个问题对于杨欣的母亲并不陌生。在她结婚前，周围的所有亲人、朋友、同事几乎都反对这段婚姻，也都问过相似的问题。但她坚信这段一见钟情的爱情，义无反顾地嫁给了杨会禄。婚后担惊受怕的日子里，她也曾向丈夫提议：能不能别飞了？
杨会禄坦然表明心迹：“部队培养一个飞行员那么不容易。不飞，怎么对得起部队对我的培养呢？”
资料图：战机编队奔赴陌生空域 李鹏 摄
同为军人，杨欣对于父亲的坚持完全认同。但从家人的角度来说，她还是觉得父亲的选择让人难以理解。
没有父亲的生活注定更多波折。在杨欣的记忆里，自卑和焦虑感贯穿整个童年。她曾无数次幻想过像别的女孩那样，被父亲宠溺和保护的场景，但那永远都不会发生。
虽然一直不忍心，但杨欣一直想问父亲：“为什么要选择当试飞员？有了妻儿后，为什么还要坚持飞？”
为了回答心中的疑问，杨欣查阅了博物馆里有关直-9直升机的大量资料，也了解到父亲当年牺牲的更多细节——
直-9第一架和第二架试验机都是杨会禄试飞。直到他试飞第三架试验机的时候，遇到了严重故障。当时，飞机正飞临一个村庄上空。为了避免群众伤亡，杨会禄试图将飞机迫降在村外的坟场，也因此错过了逃生时机。
这些记录，令杨欣感到揪心：“我父亲1982年出事，整整10年后，直-9才定型。这10年间，又不断有试飞员牺牲。按当时那个技术水平，我父亲和他的战友们，真的是在冒着生命危险去完成试飞任务。”
了解越多，理解越深。但她觉得，自己可能永远无法完全理解父亲，比如在飞机坠毁的那个生死瞬间，父亲经历了怎样的思考和痛苦？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想对家里的妻女说些什么？
如今，杨欣与父亲阴阳相隔，有些事情永远无法了解。越是试图走进父亲的世界，她越感到，自己只能走近，却永远无法抵达。
30多年过去了，经过岁月的沉淀，杨欣对父亲的选择与坚持逐渐释然了：虽然全家经历了种种磨难，但并不能责怪父亲一丝一毫，逝去的人履行了他的职责，活着的人也未辜负逝者的心愿。
“现在，我很自豪有这样一位父亲！”杨欣做了个拥抱的动作，像个孩子一样双手护住心口，眼睛晶亮。随即，她突然不好意思起来，立马恢复端坐姿态。
杨欣时常抱着女儿贝贝去“看望姥爷”。在英烈墙前，就像当年母亲教自己一样，她一遍又一遍地告诉女儿：“姥爷叫杨会禄，姥爷是开飞机的，姥爷是英雄。”
采访临近结束，杨欣2岁零8个月的女儿贝贝搬出家里珍藏的直-9武装直升机模型，没头没脑地说了句“姥爷是开飞机的”。
前两天，杨欣带着贝贝去幼儿园。阳光下，一个小男孩拿着飞机模型，快乐地迎风奔跑。
这一幕让杨欣怦然心动。她想：“父亲小时候，会不会也像这个小男孩一样……”
【记者手记】
当陌生的牺牲变得如此熟悉
解放军报记者 段江山
对于孩子来说，父亲是“天”。可杨欣几乎没有享受过父亲这个“天空”的呵护。在她的记忆中，父亲始终是一个影子。她好像从未有机会，像其他小女孩那样，享受过父亲强有力臂弯里的那份温暖、那份安全，体验过父亲用胡茬扎自己小脸蛋那份疼爱、那份宠溺……对于杨欣来说，父亲是陌生的，父亲的牺牲也是陌生的。
走近父亲，杨欣用了差不多30年的时间。当她穿上了和父亲一样的“空军蓝”，当她走近父亲为之牺牲的直-9直升机，当她翻开那些记录父亲牺牲的泛黄档案，她真正认识了父亲，理解了父亲的选择，父亲曾经陌生的牺牲变得如此熟悉……
采访中，杨欣不止一次假设，如果父亲还活着，她的人生肯定会大不一样。可这美好愿景，早已随着烈士杨会禄的“永久缺席”，化成了遗憾的泡影。
如果不是军人的特殊身份，我想，烈士杨会禄会是一个尽善尽美的好父亲。可正是因了军人的职责，他在试飞领域中，一次次头也不回地赴汤蹈刃，最终一去不返。
对于当时年幼的杨欣而言，父亲杨会禄的牺牲陌生而遥远。但她终将长大。“你是谁”“为了谁”，当提出这些问题的是英烈的子女，那将是怎样一种揪心的场景，被问及的人又将是怎样一种锥心的疼痛。作为烈士遗孤，当杨欣知道了父亲牺牲的真相，她所感受到的痛感比常人更加沉重且深远。
来不及道别，来不及说再见，谁也无法预知哪一次飞行将会是永别。那些猝不及防的牺牲，对于亲人们而言，往往似晴天霹雳，瞬间将原本的幸福撕的粉碎。
杨树朋烈士的儿子杨一鸣手捧爸爸的遗像护送灵柩。新华社发
有这种惨痛经历的何止杨欣一人。在维和烈士杨树朋的骨灰安葬仪式上，杨树朋烈士的儿子杨一鸣手捧父亲的遗像走向缅怀堂，小小年纪就不得不承受如此沉重的悲伤；在烈士张超的遗体告别仪式上，他2岁的女儿哭喊着“我要找爸爸”，现场的战友闻声落泪；陆航某团飞行员张浩牺牲41天后，他的孩子佑佑顺利降生，却永远也感受不到父亲的关爱……这一幕幕场景怎能不令人心酸。
一个人的牺牲，也是一个家庭的“牺牲”。英烈为了心中的信念，为了国家，献出自己的生命，但因此亏欠孩子的关爱任谁都无法弥补。这份遗憾将伴随英烈子女的成长。
这也就是为什么，在跨越了整整30多年的时间长河后，记者与杨欣面对面，仍然能够真切地感受到她对父亲无尽的思念，对父爱深深的渴望。正是抱着这种思念和渴望，杨欣才会将父亲生前用过的笔记本仔细珍藏；每年除夕夜，她会对着燃烧的纸钱，细细向父亲述说家里的近况；每次路过英烈墙，她都会忍不住对父亲说说心里话……她一点点地向父亲杨会禄走近，努力靠近父亲的精神世界，去理解那陌生而遥远的牺牲。
“逝去的人已经逝去，活着的人还要好好活着。”这是杨欣的母亲流着眼泪说的话，既是无奈，也是奋起。如今，每次经过英雄墙，杨欣都会感到父亲的英魂仿佛就在那里，陪伴着自己，激励着自己。当父亲的牺牲不再陌生，父亲的精神也就在杨欣的世界里得到了传承和永生。
和平年代，当英烈们的牺牲变得熟悉，我们将收获更多感动，将更能理解他们的付出和伟大，也将深刻体会到和平的来之不易。这份感动将久久萦绕在我们的心头，精神的脊梁将得到滋养，英雄的精神也将融入我们每一个人的血脉。
【延伸阅读】
每年清明时节，空军航空博物馆英雄纪念墙前，许多英烈后人都会来到这里凭吊、祭奠——
在这里，读懂你
解放军报特约通讯员 熊华明
每个名字的背后都有一个感人的故事。
再次站在空军英雄纪念墙前，孙培新还是习惯性地从头到尾把每个英烈的名字细看一遍。退休前，他在空军某部任职，参与了空军牺牲飞行人员的资料收集整理工作，英烈墙上很多英烈的名字都是他走访核对的。
多年来，在走访烈士遗属的过程中，孙培新结识了很多牺牲飞行人员的后人。每年清明，这些英烈后人就从祖国的四面八方来到英烈墙前，表达对亲人的思念、对烈士的祭奠。他见证了一场又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
樊斐烈士之子樊玉庆认真整理花圈上的白色缎带。
面对英烈墙，烈士遗属们感受到了空军对英烈的重视，体验到前所未有的荣誉感。
解放军第458医院的王兵现年68岁，依旧坚持每天坐诊。她是空军牺牲的首位飞行副师长王宏典烈士的女儿。
王宏典烈士的女儿王兵将鲜花放在刻有自己父亲名字的英雄墙下，向阴阳两隔的父亲致敬。
父亲牺牲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由于找不到父亲的资料，很多人对她的烈士子女身份提出怀疑。空军英雄纪念墙建成后，她每年清明都专程从广州赶到北京祭奠父亲。对她来说，空军英雄纪念墙就是一份公开的证明，还给她那份本应属于烈士遗属的荣光。
英烈墙是无数英魂的安息之地。在这里，很多英烈子女得到了心灵的慰藉。
柯卫东、柯卫红是我军第一位空中女飞行指挥员陈志英烈士的儿女。陈志英牺牲时，柯卫东兄妹都还小，当时感受不强烈。但随着一天天的成长，他们深深体会到失去母爱的痛苦，对母亲的思念也与日俱增。
每次在英烈墙前凭吊，柯卫东都感到特别亲切，仿佛是与母亲面对面交流。随着对母亲的理解不断加深，他们也越来越为母亲感到骄傲和自豪。
与英烈墙的对话，也使得英烈子女升华了对生命价值的认识。
李振宝烈士参加过抗美援朝和国土防空作战。一次拦截敌机侦察时，在海上与敌机正面相遇，他3次向敌机攻击，最终因油料耗尽为国捐躯。
李振宝烈士之女李赴朝抚摸到父亲名字的那一刻，眼泪夺眶而出。
李赴朝是李振宝烈士之女，一直以父亲为傲。但第一次站在英烈墙前，她还是被密密麻麻的英烈名字所震撼。她强烈地意识到，父亲并不孤单。虽然英烈墙上有许多名字是陌生的，但她坚信，英雄传承着相同的基因，英烈骨子里生长着同样的忠诚和勇敢，是他们共同用生命和鲜血铸就了人民空军的脊梁。
在英烈墙前，无数英烈子女加深了对空军事业和逝去亲人的理解，内心得到了平静。
周廷彦烈士之女周淑玲、周亚玲在英雄墙前悲痛欲绝。
“从小就怕人问我父亲，一谈到他，我心情就不好”。周廷彦烈士之女周淑玲说。周廷彦烈士在青海执行追剿叛匪的作战任务中，被匪徒残忍杀害，牺牲得非常悲壮。父亲牺牲后，给家庭带来了巨大痛苦，也迫使周淑玲姐妹俩从小就接替父亲，挑起了家庭的重担。
当周淑玲看到许多人带着孩子一起瞻仰英烈墙，就感到父辈们的英雄事迹在那里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正在影响着一个又一个后来人，也孕育着一个又一个英雄的种子。她感慨道：“父亲的牺牲是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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