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袁　斌　袁　帅

郭肇明送走了金明山，就心烦意乱地回了学堂，他感觉自己几乎是逃回来的，他不想与这些人有更多的交集，尽管他也被他们唤起了许多回忆，但这让他更加不安。

他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家庭，虽然住在竹山城的大街上，却是穷在闹市无人问。他靠着姐姐家的资助才考上了秀才，而且还是廪生。读书人经过县试、府试、院试三次考试合格，才能成为秀才，秀才中成绩一等的叫廪生。考取了秀才，可以免除差徭，见到县官不用下跪，可以穿长衫，可以到官办的学校读书，而廪生每月还可以获得官府的粮食津贴。他一八九九年考取秀才，自然可以参加乡试考举人，可国运不济,家境贫寒，他也没有当上举人老爷。一八九四年甲午战争之后，大清国每况愈下。一八九五年，中日签订《马关条约》，割让台湾岛及其附属各岛屿、澎湖列岛给日本，赔偿日本两亿两白银；一八九八年九月，慈禧太后等发动戊戌政变，光绪皇帝被囚禁起来；一九00年六月，义和团大举进驻北京，八国联军八月攻占北京城，慈禧太后逃往西安；一九0一年，大清国与总共十一个国家签订《辛丑条约》，赔款白银四亿五千万两——大清国四亿五千万人每人赔一两银子。如此兵荒马乱之际，僻处鄂西北深山的读书人如何去应试？洋务大臣张之洞一八九八年担任湖广总督后，大办新式学堂和实业，开设了天文、格致等科目，还向日本派遣留学生。他被选拔到两湖书院读书（不久改为两湖文高等学堂，又称两湖大学堂，不久又称为两湖总师范学堂），一九0四年被选派到日本东京弘文书院师范科留学。

郭肇明知道，他之所以被选派到日本留学，并不仅仅因为成绩优异，还因为他被看做一个“危险人物”。一九0二年，云梦人吴禄贞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归国，任武昌武普通中学教习、营务处帮办、将弁学堂护军全军总教官等职务，后来寓居武昌老城之北的花园山，一批归国留学生和省城在校学生常来花园山聚会，这其中就有郭肇明。这些学生愤世嫉俗，时弊针砭，不乏反清言论，影响渐大。但“花园山聚会”最终被张之洞察觉，就把其中的主要成员分别遣派到德国、比利时和日本留学，吴禄贞调入京城担任骑兵监督，这一个堪称湖北省最早的激进分子团体就此解散。

张之洞略施手段，郭肇明如临棒喝，他感觉到了触怒权力的危险。在日本他埋头读书，不问世事，绝少参加集会一类的事情，固然有囊中羞涩的因素，更多是不想惹祸上身。同盟会领袖之一的黄兴也曾就读两湖书院，一九0二年留学弘文学院师范科，另一领袖陈天华一九0三年留学弘文学院师范科，另一领袖宋教仁则就读于武昌文普通中学堂，也参加过花园山聚会，一九0四年也留学日本。还有同年赴日本留学的孙葆仁，这些人郭肇明都认识，但有所交往也只是虚以委蛇。他既不加入日知会，也不加入同盟会、共进会。他曾经扪心自问，大清国如此腐朽，自己应不应该去当一个革命党，答案是不行！大清国预备“立宪”后，湖北“谘议局”一九0九年五月开会选举职员，他被选为候补庶务，虽然是个临时的办事员，也算是进入了政界。自己是穷人出身，现在的一切得来不易，他必须珍惜，而且老家的父母还指着他生活，他不敢犯错。古人云，君子趋利而避害，自己做不了革命党，还是老老实实做个教书先生，也教给学生一些实实在在的学问，也算是教育救国吧。

但他还是钦佩张振武的胆气和豪气，张振武铁定无疑革命党，方维跟张振武关系非凡，也算一个，可是张子维、金明山，还有那两个学生难道都是革命党么？

方维确实是革命党，但严格地说，他跟张振武不是一伙儿的。张振武参加的是共进会，方维加入的是文学社。郭肇明参加的花园山聚会解散以后，留在武汉的刘静庵、张难先等人又组织了科学补习所，一方面招收学生进行课外补习，另一方面把人送进新军。科学补习所被查封后，继之以日知会，主要以讲演报告、撰文办报、教授讲课和开办学校进行宣传。刘静庵、张难先等人被捕后，日知会人员遂各自建立小团体。新军中先是成立军队同盟会，后改为群治学社，再改为振武学社，不久改为文学社，这时的文学社社长是湖南澧县人蒋诩武，公开身份是新军第二十一混成协四十一标三营左队的一个小班长。文学社借研究文学之名，以推翻大清朝庭为目标，主要在新军中开展活动。文学社要求极严，入社者须捐一块大洋，而且绝不允许招收学生。但“共进会者，合各派共进于革命之途，以推翻满清政权、光复旧物为目的”，目前共进会湖北分会的主持人便是原日知会会员孙葆仁，即孙武。共进会海纳百川，什么哥老会、孝义会、三合会、三点会等会党人员均可入会，孙武把长江两岸会党秘密编成五镇军队，自任正督统，每镇设副督统分别统率。

郭肇明绝对不会没想到，革命党源远流长，其源头居然可以追溯到他参加过的花园山聚会。他只是惴惴不安，他预感到会有大事发生，却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