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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野常清旷 心地本光明
发布时间: 2018-08-20 11:17 来源: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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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白涛。

袁白涛与李可柒、李瑞年、吴作人等合影于《西北画报》报社门前。

1961年绘于西安,荷塘清趣。

1981年10月,县文化局文艺创作组编印《袁白涛诗稿》的封面。


初冬时节,寒气袭人,草木凋零,圣母山下,文峪河泛着清波缓缓向西南流去。文峪河是竹山县得胜镇境内一条主要河流,蜿蜒数十里,两岸高山耸峙,层峦叠嶂。由得胜集镇逆流而上二、三里,有一处叫田坎的小山岭,山腰里长眠着一位中共早期党员、当代国画大师、长安画派创始人之一袁白涛。

坟墓被杂草覆盖,四周遍地是枯黄的树叶。风骤起,落叶伴着尘土在空中盘旋。

我静静地伫立在寒风中,放眼望去,远山苍茫,浮云从山顶悠悠飘过。俯首小溪,流水潺潺。那段血与火的岁月随着溪流从悠远幽深的山涧奔涌而来,带着太多的期期艾艾而曲曲折折,带着对故土不尽的留恋伸向远方……

袁白涛就出生在距此约四里地的一个小村庄——阴湾。听说寻访袁白涛,乡亲父老们兴致盎然,纷纷讲述袁白涛的故事——

袁先生在西安被捕后,叛徒劝他投降,对他说:“你只要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除了陕西省主席外,什么官都由你挑。”先生听后淡淡一笑,说:“你是共产党员,自首了有大官当,我不是共产党员,拿啥换官当呢?”他在狱中受尽了残酷折磨,后来为看守他的典狱长画了一柄折扇,才被人发现营救出狱。

袁白涛一个近房孙子袁慎安说:“‘文革’期间,爷爷白天挨批斗,晚上回来第一件事情便是画画。他画的雄鹰振翅欲飞,栩栩如生。”我见到了如今已经80多岁的袁白涛的侄子袁迪生,虽然过去了半个多世纪,叔叔的教诲至今让他铭感于怀。“1944年,当时我只有23岁,为了投奔叔叔,我们从正月十四出发,一路上餐风露宿,步行25天,硬是从竹山一步一步量到了西安。那时叔叔白天时间很忙,每天晚上十二点以后才回家。他一到家就给我们讲共产党解救天下穷苦老百姓的故事,鼓励我们到延安参加革命。是他给我指明了人生前进的方向!现在想起来,最遗憾的是当初与叔叔呆在一起的时间太短、太短……”

袁白涛,原名知迥,字远安,号辅华,单名珩。中共早期党员,当代画家。1900年出生于得胜铺一书香之家,自幼聪颖好学,潜心习书画、诵诗文。他经常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方能阔胸怀,开眼界,从而提高思想与艺术的境界。”1925年,袁白涛风华正茂,思想激进,渴求进步,遂冲破家庭重重阻力,考入湖北农业高等学堂,殊不知这一走竟是四十年没有回家。当时,武汉正处于全国革命斗争中心地带,革命运动风起云涌,革命的烈火燃烧于大江南北。目睹中国时局维艰,袁白涛报国心切。受当时进步思想影响和革命形势所鼓舞,他于1926年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即投身于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热潮之中,活动于汉、沪、宁、杭等地,联络同志,发展组织,宣扬主义,在党的培育下逐步成长为一名坚韧刚毅大无畏的革命战士。

袁白涛加入党组织后,即被任命为武昌县委组织科长,并派往武昌第三工人学校负责训教工人革命,学生均是第一纱厂工人。1927年夏天,武汉总工会又派他到武汉造币厂担任秘书工作。不久,蒋介石背叛革命,反动派包围了造币厂。袁白涛在组织的帮助下,仍旧回到第三工人学校。同年夏天,时任武汉警备司令部司令的夏斗寅叛乱,武汉局势紧张。袁白涛不顾个人安危,仍然领着工人学生上街四处散发传单。快到放暑假时,反动派占领了国民政府和总工会,袁白涛就同各工人学校的学生、教员、工人到国民政府请愿,要求退出总工会,结果请愿被武力解散。大革命失败后,局势越来越紧张,反动派到处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及进步人士,白色恐怖遍地笼罩。1928年3月,袁白涛在组织的掩护下到了湖南岳阳,暂时躲避国民党反动派的追捕。是年冬,袁白涛又冒着生命危险回到武汉,经人介绍到冯玉祥新编部队旅部任参谋长。1929年,冯玉祥倒蒋活动失败后,组织又任命袁白涛接任汉口市委交通科长,继续从事地下工作。此时,许多同志被捕,形势趋于恶化,局势再度紧张。袁白涛领命由九江、经南京辗转来到上海,担任南京、上海两地互济分会主任等职务。

1931年因反对淞沪停战协定,袁白涛奉命参与组织上海人民游行示威,不幸当场被捕,投入租界洋牢,以扰乱社会治安罪被判刑。当时同狱的有前上海市长曹荻秋、西安交通大学校长彭镛等。西安事变后袁白涛被释放。

抗日战争爆发后,袁白涛奉中共武汉办事处主任董必武命令转入武装斗争,随抗战部队到了太行山,在郑州十三军游击司令部、洛阳抗敌后援会、洛阳八路军办事处工作,同闻咏之、徐钊余、桂涛声(《八百壮士歌》作者)等一起在抗日前线宣传抗日。后来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兼八路军办事处主任刘子久又委派袁白涛到中共豫西特委员会工作,随后又到河北民军第一游击司令部任秘书长,转战于太行山一带。1938年,袁白涛又转入地下工作,任伊川县委统战部长。因为伊川县长李建文用人有“共嫌”(指袁白涛和另一位共产党人徐钊余),被撤职。李建文情急之下放了袁白涛,袁白涛遂往洛阳,住在洛阳私人医院张少云院长处,并与国民党一位思想左倾的校官关仁甫经常来往。

1940年冬,设在洛阳的地下机关“益友商行”遭到特务破坏,关仁甫亲自护送袁白涛过了潼关,并介绍袁白涛寄身在西安“福忠茶庄”经理樊蒙久家。到西安后不久,不期遇上在上海互济会认识的一位叛徒。由于叛徒出卖,1941年袁白涛再次被捕关押。为了抗议反动派虐待犯人,袁白涛组织狱友同反动派斗争。虽然受尽了酷刑,袁白涛始终未变节投敌。由于无证据、无口供,关押多日后,被社会名流景枚久(时有“南章北景”之说,“章”即章太炎)、李自立营救出狱。获释后受特务长期严密监视,无法与党组织取得联系,即在陕西省立技艺师范学校教国画和私立尊德女中、欧美青年会小学任国文教员,以教书和卖画营生,直至解放前夕。

解放后,袁白涛历任西北国画研究室主任、西北美术工作者协会办公室主任、中国美术家协会西安分会办公室主任、西安各界人民代表、救济委员会委员、保卫和平大会委员、清理反革命委员会委员、外宾招待委员会委员等职。除自身创作不断外,袁白涛经常组织书画家开展各种艺术创作、交流活动和书画展览,为推动西北艺术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1957年袁白涛被错划为“右派”,先关牛棚,后又下放到西安马岚农场改造。1962年2月摘掉右派帽子后,由马岚农场转至西安南郊美术工厂,从事国画编辑和创作工作。由于常年在外漂泊,居无定所,生活艰苦,年逾花甲的袁白涛不幸患上了哮喘病。1964年又被下放到新疆伊犁,他只好拖着病躯千里迢迢来到祖国的西北边陲。他在《客新疆有感》里写道:老来谁料走天涯,环境无妨适应它。若梦一生同过客,随缘四海可为家。年华易逝嗟流水,人事难忘斩乱麻。幸有毛锥供使用,临窗好写向阳花。(注:毛锥即毛笔。)

参加革命四十年,为革命奔走于大江南北,始终没有机会回到魂牵梦绕的家乡。故乡的亲人一次次从梦中走来,故乡的山山水水无时无刻不牵动着他的心,浓浓的思乡之情与日俱增。想起谢世多年的父母亲,在他们生前最需要自己的时候,作为儿子却不能在床前尽一点孝道。如今自己也为人父,却没有履行一个父亲的职责,寒夜清辉里他泪落千行。那份深深的愧疚如晚风中的树叶时刻在他耳旁沙沙作响,他仿佛听到了故乡的召唤……

1965年腊月,袁白涛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踏上了归乡之路。

当得知袁白涛即将返乡的消息时,家乡的亲人又喜又忧。喜的是老人家在东西奔波四十年后终于叶落归根,尽享儿孙绕膝的天伦之乐,忧的是在那个阶级斗争剑拔弩张的日子里,老人贸然归来,定然凶多吉少。

“归来闾里无相识,惟道父祖始知名。离家一去四十载,故旧老死余后生。”他在心底吟道,慨叹岁月蹉跎。他不禁感叹唏嘘。40年啊!人生能有多少个40年!

笠年正月初二,袁白涛终于回到了久别的故乡。当老人在举国欢庆的爆竹声中被接进一家八口蜗居的小茅棚里,他人生最后十年苦难生活便从这时开始。

袁白涛回到故乡后十年,从写诗开始,继而因写诗招祸,最后以写诗与世长辞。他回家写下的第一首诗以《到家》为题,诗云:“算就回家过旧年,沿途车误竟无缘。到家已是正初二,输却春光一步先。”袁白涛回到家乡的第一天,便有人在他房前屋后昼夜巡逻。他依然上山掘野菜,下河钓鱼。一切看似风平浪静,然而老人的行踪却处处受到监视。

1966年春节,袁白涛从自己的诗稿里选了一句诗作为春联贴在了茅棚门上:心存善念何求福,家住阴湾仍向阳。事后,有人报告了当地机关,检举他张贴反动春联。于是来人抄走了袁白涛一本存有一千多首旧体诗的诗稿,一些对他无端的猜疑也像瘟疫一样在乡间传播。他的诗稿先后被查抄三次,但他凭借自己惊人的记忆力,三次把抄走的诗稿凭记忆记录下来,今天我们才能有幸一睹他的手泽。

1966年冬,袁白涛成了批斗的众矢之的。一次,他脖子上挂着用铁丝穿起来的三、四十斤重的花栗木柜盖上街游行,步行8里多路到达另一个村接受批斗。铁丝深深地勒进了肉里,渗出的鲜血把他的衣领浸染得殷红,袁白涛脸上始终挂着微笑。有人问他:“你是不是叛徒?”袁白涛回答道:“我不是叛徒,我是右派。”众人愕然。其实,当地的人们压根也不知道袁白涛在西安被错划为右派。他心底无愧,石头扔上天,相信终有一天会落下地,他就是这样坦坦荡荡。每次批斗归来,老人平静得就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样。

老人晚年生活困苦,在西安的画友经常为他寄来画纸,并随信邮寄腊鱼、肉松、糖精等食品接济袁白涛。批斗之苦也好,生活艰难也罢,最让袁白涛不堪忍受的是精神上的孤陋寡闻,“生活寂寥,莫此为甚!”“与长安诸画友隔绝,毫无研讨观摩之机会。”他自己订阅《光明日报》,以了解国内外大事。友人寄来的《红楼梦》、马列著作以及文艺理论译本等书籍,他如获至宝,终日手不释卷。

1975年5月16日,在真理和艺术的道路上执着追求、饱尝人世艰辛的袁白涛老人,已经缠绵病榻四年之久。弥留之际,他奋力写下人生最后一首诗:“茫茫大梦谁先觉,来去匆匆了此生。七十五年驹过隙,看穿世事眼犹明。”

袁白涛自幼受家学熏陶,早通经史诗文,稍长即吟诗作画习篆隶,对国画尤为专心致志,临池不辍。早岁参加革命,跋涉山水,东南浩瀚江流,西北峥嵘峰峦,山河梗概,足履目睹殆遍,间以如椽巨笔抒革命壮志。解放后,执业于西北艺坛,以淋漓翰墨写革命情操。四十年代在西安曾与著名画家赵望云、张寒杉、邱石冥、叶访樵、书法家寇遐等组成十人书画展览,展出十余次。

袁白涛从事国画学习、研究和创作60余年,擅长大笔写意,专画花卉、翎毛和禽鱼。对历代花鸟画家的技法摩研深透,撷取精英。加之阅历积深,鉴藏宏富,师古不泥,用笔雄健,画风清雅。他的绘画被西北和国内国画界所推崇,1950年代他的国画曾参加过北京举办的全国第一次书画展览,作品在西安、北京等地多次展出。1952年,朝鲜文化代表团到西安访问,在一次游园活动中,西北美协组织书画家即兴泼墨,袁当场挥毫作画十余幅馈赠嘉宾,赢得客人高度赞誉。建军三十周年解放军总政治部征画纪念,袁白涛作巨幅《百花献瑞》应征。西北美术出版社出版过他的部分代表作,如《大地回春》、《牵牛花》等,《延河》、《西北文艺》、《工人文艺》、《群众音乐》等多家刊物以其画作为封面或在内文中刊登。文革时期,袁蛰居故里,仍有部分作品被外贸部广交会函购出口。

他还继承了“每于画后爱题诗”的传统,其诗题材广泛,涉及四季花卉、蔬果、禽鱼,兼有怀旧、述怀之作。他的诗歌多为旧体诗,对仗工稳,平仄严谨,气韵豪迈,意境深邃。他用画家和诗人的笔触不仅描绘了自然景观之美,更赋予世事万物以时代精神,诚为熔艺术与生活于一炉,卓然成一家之体。陕西画家康师尧在《袁白涛诗稿》的序言中写道:“他的诗中有画,诗有形象;他的画中有诗,画有意境,达到了传神写意、引人深思的境界。”袁白涛有首题瓜诗:“万物有因果,种瓜乃得瓜。莫辞培根苦,丰硕属农家。”明确了画的立意,他用画笔描绘了瓜的自然美,而意在歌颂人民群众劳动的艰辛和劳动的伟大意义,诗画结合,相得益彰。

袁白涛对书法亦有研究,工于篆隶,善金石雕刻。晚年乡居时,因为家境贫寒,他因简就陋用老南瓜蒂和豆腐干替代金石,篆刻了20余枚书画图章,其形状各异,别有风味。印文多录用毛泽东诗词,“江山如此多娇”“风景这边独好”“红旗漫卷西风”等。袁白涛可谓诗书画三绝萃于一身。

除了馈赠、展销外,其画作多在文革中失散,诗作多次被查抄,仅存《百花诗集》、《誊墨斋诗稿》、《落叶诗存》等千余首。

袁白涛去世后,竹山文化局等单位在建国三十周年之际举办书画展览,展出作品30余幅。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由县文化局创作组搜集整理出版了《袁白涛诗稿》和若干方印章。其生平事迹被载入《湖北省志•人物稿》和《竹山县志》。

袁白涛一生坎坷,经历近50年战争烽火洗礼,戎马倥惚,颠沛流离,饱尝战乱、牢狱、批斗之苦,他的革命意志更加坚强、信念愈加坚定。两次入狱,无论面对敌人的毒刑拷打,还是高官厚禄的诱惑,他始终坚贞不屈。在西安的狱中他受尽了非人的折磨,曾经在敌人的逼迫下背过用木炭烧得红烫烫的洋铁箱,瘦弱的脊梁烙下了累累伤疤。抗战时期,他在一次画梅后题诗“铁骨冰心迥出尘,纵横挺拔见精神。梅花正合诗人格,不畏严寒更爱春。”其铮铮铁骨、英勇顽强,由此可见一斑。尽管他一生受尽磨难,但是他始终对党忠诚,笃信马列主义,并常常反躬自省,以“活到老、改造到老”自勉。他在《七旬自咏》中写道:“防杜亏心常检点,保持晚节赖贞坚。”“至死方休唯改造,尺量镜照老三篇。”

袁白涛一生酷爱艺术,热爱生活。无论是在硝烟弥漫的战场,还是身陷囹圄,抑或晚年乡间闲居,疾病缠身,他从未停止过作画吟诗。1957年袁白涛错划为右派,下放到伊犁马岚农场改造,仍掩饰不住画家内心对大自然和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他吟道:“层峦耸翠水呈蓝,四月春光到马岚。棠棣花开杨柳绿,而今北国胜江南。”他在为《柿》、《梅》、《白牡丹》等画题诗时,有“地势向阳红透顶,黄金难易此丹心。”“历经风霜雪,寒梅不改香。”“洗尽铅华见高洁,好留清白在人间”之句。晚年乡居,尽管栖身陋室、穷困潦倒、疾病缠身,可他乐观向上、笔耕不辍,“心闲原爱画,身老亦贪书。”“老去无能为画痴,又当风信到来时。匣中检点狼毫笔,狂写梅花一万支。”他的诗查抄过三次,他把记得的重抄了三次,“仅凭记忆续残篇,补成未足十之一”,由此可以窥见他生平艺术劳动的艰辛。

先生虽画艺精湛,声誉日高,却从不以画家自居,始终保持着谦虚好学、诚实质朴的本色。他生前与齐白石、叶浅予、赵望云、黄胄、李可染、张寒杉、叶访樵、蔡鹤汀、蔡鹤洲、杨清我等名家交谊甚厚。朋友每每相聚,他总免不了向他们虚心请教,请他们为自己的书画提点意见。即使老来乡居,与画坛隔绝,也经常去信与画友切磋。他在给西安画友王荫桐的信中写道:“兄(王荫桐)及逸民、双鹤诸兄,望我画至,以助画兴,但一见之后,平常、稀松,或失所望。总之,无论如何,必须提出具体意见,以助改造。余虽年迈,而思想尚未僵化,仍可改造,希兄等切勿守口如瓶,讳而不言。”对众多上门求教、求画者,他也都予以热忱接待,悉心传授。逢年过节或乔迁新居、结婚嫁娶,附近十里八乡来请他写春联、画年画和花灯的群众络绎不绝,他无不欣然应允。斗室里的破桌烂椅上摆满了纸张,一写就是几个小时,常常忙得废寝忘食,累得腰酸背疼。

袁白涛生性豁达乐观。晚年返梓,一直蜇居在茅草棚中,“屋虽窄小胜高楼,直卧横伸总自由。容膝易安心旷达,莞然一笑傲王侯。”直到临终前,才暂时得以借住在别人的瓦房屋里。晚年居无定所,在最初的三年间就搬了三个地方。“一年一度一迁居,三载如斯意自如。山水似迎新客至,林间鸟语伴谈声”。一次从山脚迁至山腰,袁白涛自嘲:“山高林树密,空气更新鲜。路陡客来少,白云相往还。”从山腰迁到山顶时,他写下:“更上一层山岭,居之仍觉心安。敢云高高在上,眼界为之一宽。”早年因长期从事地下工作,袁白涛十分注重仪表,即便垂暮之年,外出前必先整容换装,而饮食不择甘美、粗淡。他有《山居生活》一诗:“何必甘美满玉盘,蕨芽嫩笋可加餐。”“粗茶淡饭可疗疾,何事珍肴快朵颐。”

虽然身处穷乡僻壤,几乎与外界隔绝,但是仍掩饰不住他爱国的热情。1964年,当他从报纸上得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后,心情无比激动,疾步走到书桌旁,饱蘸墨汁写下:“人民六亿展宏图,斗志昂扬万难无,制出神州原子弹,成为海上定风珠。声震晴天惊霹雳,云腾大地似蘑菇。豪情赢得和平颂,吓得妖魔乱惨呼。”当他看到美帝全球战略重心转移亚洲,愤而成句:“战略全球转亚洲,人民敌忾共同仇。枕戈待旦英雄在,不扫妖氛誓不休。”难怪于右任曾经书赠袁白涛一联:“天野常清旷,心地本光明。”

呜呼!斯人长眠自从容,但留清气贯苍穹。一路走来,袁白涛的党性、品格、情操及其艺术成就给人以极大的震憾,正所谓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谨此向袁白涛先生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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